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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黑社会放高利贷达300亿

2009年11月25日09:05
重庆,将打黑进行到“底”

    重庆正将打黑推向新的高潮。打黑重点已由此前的主城区延伸至周边区县,对基层警队涉黑保护伞的整肃也加快了步伐;房地产界,在肃清了地产黑金之后,重庆的房地产业正在经历重新洗牌,越来越多的外地房企开始进军重庆市场……但在司法界,对于黑社会的界定却存在着泛化的忧虑……

    文章导读:

    地产“潜规则”:官员与开发商勾结

    黎强:公交大佬的落幕

    乡村之乱与黑帮之罪 

    重庆地产黑金

    从“平安重庆”到“宜居重庆”,因为打黑而深入民心的重庆政府,正式向当地房地产业界的“码头意识”宣战

    本刊记者/李邑兰

    “重庆黑社会仅‘放水(高利贷)’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1/3!”2009年7月31日,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台下坐着的是来自重庆主要金融机构、市属大型国企以及民营企业的“大腕”,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隆鑫集团董事长涂建华,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等人位列其中。

    “谁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多。数字太惊人了!”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仅为963亿元。

    稍早之前,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于2008年12月3日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报告称,重庆主要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至120亿元之间。

    而此次被捕的涉黑“大佬”陈明亮、黎强等人,都曾涉足房地产界,从中非法牟取暴利,又将黑金“放水”给其他房地产商。这些复杂的深层勾连,让黑金帝国与重庆房地产业之间很难正本清源。

    地产“涉水”太深

    2008年7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2008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强调,一定要想方设法降低企业的“人际关系成本”和“商务成本”。

    此言一出,不少与会民营代表拍手称快,称击中了重庆房地产业沉疴的要害。

    “外地企业到重庆投资,不怕手续麻烦,却特别担心当地的潜规则,最怕不花钱不办事,花了钱乱办事。担心重庆讲人情、讲关系;担心不认识人,会受排挤。”薄熙来说。

    重庆地产界一直有个怪圈,大名鼎鼎的外地开发商来得不少,但普遍活得不怎么滋润,占据重庆房地产市场主导地位的是龙湖、华宇、协信、南方等本土企业。

    重庆每年举办的秋季房交会,展位布置很值得玩味。“七八年来,一进房交会,局面都是一样,进门第一排,左手是龙湖,右手是南方,这两家都是重庆本地地产巨头,一线阵营基本看不到外地企业的影子。”

    陈凡(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展位实际显示了房地产企业在当地的‘排序’,也就是地位。”1997年,重庆直辖,陈凡同年进军地产界,可以说见证了重庆房地产业十几年的风云变幻。

    “在重庆做生意,很多时候靠的是‘关系’,而这些‘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层层勾连。有的时候,即便你有足够的资金,没有‘关系’,也是寸步难行,‘关系’甚至可以说事关重庆房地产业的生死存亡。”深谙其道的陈凡坦言,正是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让不少外来房企因为“水太深”而望而却步。

    很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种“怪圈”归结为重庆人骨子里就有的“袍哥精神”和“码头文化”。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升研究黑社会犯罪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袍哥重义气,讲究人人皆兄弟,而历史上各个行业都有商会,当这些商业意识强烈的商会和‘袍哥文化’结合,就形成‘码头文化’,其显著特征就是抱团。”

    回望此番“扫黑”落马的高官: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市检察院分院原副检察长毛建平等,无一不是把脉重庆行政系统命门的高官,而此前曝光的“地产窝案”中,被重庆市民戏称为“风起云涌”的四人,唐文(峰)、梁晓(琦)、黄(云)、蒋(勇),与不少本土房地产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他们又分管着与房地产开发息息相关的国土、规划、房管等实权部门。

    除了靠“哥儿们”,重庆房地产商还常常“抱团”排挤外地企业。陈凡举了一例:2005年,重庆市主城区沙坪坝三峡广场旁边一块地进行公开拍卖。竞标的八家单位中,有七家重庆本地企业,一家南京企业。在举牌竞标前的一个月公示期中,陈凡接到了所有本地企业打来的电话。大家合计,不管怎样,先挤走这家南京企业,再谈接下来的事。

    2008年以前,即便是进入重庆市场的知名外地房企,大多也只开发了一个项目。

    例如名列“全国房地产领先企业”前十强的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底进入重庆市场,并于2006年拿下了第一个项目,在重庆黄金地段之一的江北区北城天街洋河路修建约30万平方米的富力海洋广场,此后几年,没有更大的动静。即便是被业界称为“常胜将军”的保利地产也不例外。保利地产2003年就入驻重庆,直到2008年之前,才仅有保利高尔夫豪园一个项目。王石的万科集团,直到2008年5月才“姗姗来迟”。

    而此时,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明亮的房地产事业却做得风生水起。陈明亮1996年就创建了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进入房地产界,2005年,他更是拿下了重庆江北区黄金地段——红旗河沟转盘东南角的一块土地,建造了“世纪英皇”项目。该建筑有50多层,顶层设有直升机停机坪,均价为每平方米9500元。

    隐秘的黑金链条

    “排挤”外来企业的同时,重庆地产市场也关上了外部资金进入的大门,只能靠内部“供血”。

    “长久以来,银行贷款几乎是重庆房地产项目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单一的融资模式,无论对开发商还是银行系统来说,都蕴含着较大风险。”

    当银行贷出的份额已满,企业还要不断借贷时怎么办?这就给高利贷行业带来了“商机”,也让众多掺杂其间的“黑金”得以“乘虚而入”。

    “重庆的房地产商有一半以上都借过高利贷。”陈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纵观重庆黑社会发展的脉络,“放水”一直是其敛财的重要手段。

    2007年,重庆直辖十年,重庆楼市也达到了巅峰,是供需两旺的“黄金时代”。楼市持续火爆,房价一夜飙升,每平米平均涨高700多元,连续5周商品房成交量超过5000套,并且不断出现单日商品房销售超过1000套的纪录。

    “市场行情很好,不少房地产企业看到了土地开发的利润,就去吸纳一些非银行资金进行土地买卖,因为这些非银行资金比银行资金来得快。还有一种情况是,银行资金的份额已经借贷尽了,但是又想拿钱去买土地,就只有走高利贷这条路。”陈凡说。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的数据是,2008年,重庆市民间借贷利率平均高达18.72%,相当于金融机构平均贷款利率的2.3倍。

    对于民间金融并不发达的重庆,300个亿的巨额“放水”资金来自哪里?

    重庆律师周立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庆的高利贷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一些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二是国有银行利用职务之便放出来的钱。

    一位金融体系的内部人士透露,涉黑的“水钱”有部分来自国资系统。“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优惠,一些国有大型企业、机构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拿到利率极低甚至免息的贷款资金,以用于当地建设;他们将巨额的资金以略高于几个点的利率拆借给‘中介’,‘中介’一般由各种名目的金融担保公司组成;担保公司再随市场行情设定利息,贷给那些缺钱的中小企业或者个人。”一条通过利差获取巨额收益的黑色链条由此形成。

    而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一些信托、担保公司与银行、法院勾结,盯住某家资金链可能出现紧张的企业,然后主动提供高利贷,再趁机吃掉这家企业。”陈凡告诉记者。在“奥妮土地”案中,涉黑团伙头目陈坤志和龚刚模的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就是向竞拍土地的某公司负责人贷出本金1000万,月息为10%~15%的高利贷。后因无力支付高息,该公司负责人迫不得已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陈坤志,使其成为占51%股份的大股东。

    一旦中间发生了还贷者无法归还的情况,涉黑团伙们就会动用暴力。

    2008年4月14日,重庆某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向陈明亮借高利贷250万元,约定每月付给8%,也就是20万元的利息。后因开发商未按时付息,陈明亮就多次安排“马仔”去收账,不仅派人24小时紧跟该开发商,还将其软禁在办公室近一个月之久,并对其殴打。

    “大佬”们当然不愿意自己永远活在阴暗的角落,他们会想方设法把自己“漂白”,让“水钱”变得“合法”起来。陈凡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升告诉记者:“在公职人员中,有的涉黑官员通过‘一家两制’进行洗钱。一方面利用权力捞钱,另一方面利用亲属的商业身份掩盖黑钱来源。”

    “此外,利用地下钱庄洗钱也非常普遍。”李永升说,“地下钱庄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外汇买卖、跨境资金转移、资金存储及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这种方式成本非常低,并且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使黑钱流回。”

    文章导读:

    地产“潜规则”:官员与开发商勾结

    黎强:公交大佬的落幕

    乡村之乱与黑帮之罪 地产“潜规则”

    陈凡曾多次代表公司参加土地竞标,他回忆道:2003年,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桥头黄花园大桥的一块地,属于国资委下面的国有土地,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标。这块地后来建了个加油站。在举牌前的半个小时,就有人来提前打招呼,举到多少就不要举了。加油站的项目申请提到了市政局,但是由于安全问题没有通过审批,后来重庆市前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收受了某公司的25万元“好处费”之后,顺利获得通过。

    而通过恶意竞标、暴力恐吓等手段,以远远低于市值的低价拿下黄金地段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来自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黎强的起诉书中介绍,做交通运输起家的黎强涉黑团伙,参与土地拍卖会竞拍前,都会派“平头党”向前来竞拍的开发商们发出不许参与竞争的“通牒”,否则“后果很严重”。威逼之下,很多有实力的开发商只得成为竞拍会上的陪衬,而黎强却以极便宜的价格拿到黄金地段的地皮。

    重庆打黑除恶专案组的一名警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某开发商看中了重庆一块地,陈明亮团伙立即参与竞争,哄抬价格,迫使开发商接受条件:支付4000万元,他们就退出“竞争”。该开发商支付了1300万元后,拿不出钱了。陈明亮等人就安排“马仔”以开发商欠其债务为由,频繁到开发商办公地滋事。最终,该开发商不得不将一块土地以2700万元抵押给他们。

    土地交易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标准形式,即招标、拍卖、挂牌,一种是招商引资,也称BT模式。在BT模式中,也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陈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官员与开发商可以达成某种“默契”,通过无限提价来拖垮其他竞争者,而自己不用负担过多的钱。比如,官员与某开发商可以达成协议,这块土地我们以每亩400万成交,这之后,在拍卖过程中,那个开发商可以大胆喊价,假设最后喊到的成交价是600万每亩,开发商只需暂时付600万,官员会通过退税等办法,把多出的200万给“腾出来”,与开发商平分这笔钱。

    “如果继续让黑恶势力操控房地产业,那么房价就不是跟着市场经济的指挥棒走,而是跟着少数人的利益走了,这会非常危险。”李永升教授说。

    “顺应民意,官不聊生”

    “顺应民意,官不聊生。”这句源自网友的一句话开始在重庆民间走红。

    薄熙来整治房地产,第一把大火,烧向了重庆官场。

    先是打乱盘根错节的关系网。2008年3月,在薄熙来主持下,重庆市渝中、九龙坡等7个区县一把手进行了调整,“7区县换帅,7高官受贿被双规。”

    2008年春天,重庆“地产窝案”现形,“保护伞”重庆市经开区原主任唐文峰、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原重庆市沙坪坝区区长等人纷纷落马,引发官场地震。

    薄熙来还举办“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区、县的书记、区长,由薄亲自上课。“重庆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解放思想,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薄熙来在培训班上告诉“学员”们。

    第二把大火,是“平安重庆”指导下,王立军领衔的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10月28日,全市共抓获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2954人,“长期盘踞我市的重大涉黑团伙受到毁灭性打击”。而这些涉黑团伙,有不少都涉足房地产业、高利贷业等领域,对经济的良性运行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宜居重庆”,是薄熙来整治房地产市场的另一把“宝剑”。薄熙来明确指示,要让市民买得起住得起房,“要建设开放有序的房地产市场,引进更多水平高、实力强的开发商参与重庆的开发建设,通过公平竞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使建设水平提升档次。”

    今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2009内陆开发高地论坛”上,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也表示,政府要控制地产投资总额,以免大量热钱涌入地产业,导致房地产泡沫,让房价停留在合理区间;降低商品房成本,严控土地出让价格,绝不让“面粉贵过面包”。

    “这下绝对不是搞起耍的。”不少重庆市民均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示,他们看到了薄书记的“铁腕”作风,相信政府不是在“作秀”。

    “扫黑之后,让本地一些不良开发商拥有的资金变得更少,不具备大型物业和品质物业的开发,就是让当地较多的开放企业退出了主城的一线竞争;再打断他们赖以生存的关系网,冻结一部分资金,这些企业将丧失在重庆主城地区的竞争力。”陈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地产界洗牌

    2009年10月15日,重庆2009秋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开幕,房交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战绩”让不少房地产开发商“喜上眉梢”。

    来自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数据显示,4天交易会期间,各类房屋共成交9923 件,比去年秋交会增加20.48%;成交面积95.25万平方米,增加28.71%;成交金额40.11 亿元,增加64.66%。

    “薄书记整治房地产行业已经初见成效”,重庆朗呈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房交会,展位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龙湖集团,重庆本地企业都排到了二线,取而代之的是保利、富力等国内房地产“大腕”。保利集团今年更是成为在重庆拿地最多的“新地王”,而重庆本土企业在主城区大多没有拿到一块新地,以金科为代表的重庆本土地产集团,开始转战周边二线城市。

    越来越多的外地房企开始进军重庆市场。2008年有28家百强房地产企业入驻重庆,其中外来房企21家,本土企业7家。入驻重庆的百强企业,外来力量已占到75%,也就是说,重庆的房地产市场,将不再是本土地产商做主导了。2009年,房地产巨头保利集团更是连开四盘,薄熙来入主重庆之后进入重庆市场的万科集团也雄心勃勃,在重庆拿下三宗分别位于渝中区和北部新区的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就有105万方,占万科2009年上半年拿地面积的1/4。

    官员的“公章”也变得越来越难拿了,人人自危。陈凡举了一例:2008年6月,重庆某开发企业拿到一块地,风暴未来之前,可以批到的容积率是2,风暴过后,只能批到1。原本该项目开发完可获利40亿,现在因为容积率没有批下来,只能开发到19亿,获利少了一半。

    “有政府的推动,再加上经过良性的销售回款,大部分开发企业现金流正常,且部分开发企业早就完成了全年的营销计划,2009年内重庆楼市不会有大的变动”,重庆朗呈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重庆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

    “重庆的投资环境也会更加透明、公正和开放。”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声称自己协会13000家非公有制经济实体中,有一半多企业受到了黑恶势力滋扰的会长,“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 黎强:公交大佬的落幕

    2008年,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成了黎强这个公交大佬命运转折的关键

    本刊记者/李邑兰

    10月2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内座无虚席,重庆交通运输业的“大佬”黎强团伙涉黑案开始了漫长的6天审理。

    已经卸去诸多政治光环的“红顶商人”黎强,在庭审现场的唯一身份是:“1”号被告人。

    今年51岁的黎强被指控“九宗罪”,起诉书长达58页,公诉人的陈述就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句《无间道》里的经典台词,仿佛成了这位“大佬”如今最真实的写照。这位成也公交败也公交的人,起步于重庆民营公交最初始阶段,发展于重庆公交混乱与繁荣期。在争夺利益格局的同时,他采用贿买官员、上访闹事、暴力手段排挤对手等法律规范以外的手段,为自己及其利益集团牟取暴利。

    如今,他身后的“江湖”,成为重庆公共交通发展的缩影。

    起于客运

    “上世纪90年代,基本是‘有路大家行车,有水大家行船’的情况。那个时候的运输市场,对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都是放开的,这让不少人看到了商机。”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世纪90年代前后,邓小平南巡不久,停滞了两年的中国经济正重新释放能量。如今成为重庆民营公交大公司的企业,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开始起步。这些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均从草根做起,同时期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据重庆本地媒体报道,1991年,黎强靠岳父的人脉关系,调到渝新公司车队搞安全工作。工作任务就是帮车队的10多辆车办年审以及办驾驶员年审。“他自己不抽烟,但是包里随时都揣着一包当时很不错的红塔山,主要是给交警等执法部门的人抽。”黎强当年工厂的一位同事介绍。这段工作经历,让黎强对运输行业有了全面认识,同时也接触了一些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

    随后,黎强就开始与人合伙经营了一辆“乐达”牌19座中巴车。黎强最初的生意合伙人称,他和黎强合伙时,买中巴车花了6万元,两人各出3万元。一年后,两人因为合作不快分手,后由黎强独自经营。

    经营中巴车,让黎强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年请来卖票的售票员称,淡季每天票款收入也有一两百元。过年过节或逢周末,一天更是有300多元收入。

    1992年,黎强创立了渝强公司。这一年,黎强完成了人生的龙门一跃:他大胆地把全部积累和借贷投入到客运市场,购买了20辆出租车,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汽车运输老板。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那是城市公交高歌猛进的日子。互邦集团的公交车最多时更是达到600多辆。而黎强当时正处于交通运输业活跃期,他通过市场调查后得出结论,重庆的运输业远远没有饱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996年7月,黎强注册成立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随后又成立了重庆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强劲运输有限公司等20余家子公司、分公司和控股公司。

    重庆直辖,黎强发迹的巴县也随之升级为巴南区。黎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开始向货运、出租车、驾校、县际班车等多个领域发力,客运范围由巴县慢慢辐射到重庆主城各区,并延伸到江津、璧山、万州等地。

    敢想敢干的作风注定了黎强的发迹,却也为他的人生埋下黑色基因。

    公交业的国进民退

    在渝检五分院的起诉书中提供的证据显示,黎强涉黑团伙“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始于2000年。“这个时期,正是国有公交与民营公交博弈最厉害的时候。”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说。

    2000年之前,重庆主城区民营和国有公交均有2000辆车左右,差距仅600多辆。经过一系列调整,民营公交剩下400辆左右,被编为“7”系列,国有公交则发展至5000辆左右。

    孙跃告诉记者:“在道路运输管理中,一家客运企业需要获得线路许可经营权,才能经营该线路。经营权是有期限的,一般是4至8年。”线路是运输公司的核心资本,线路多寡、运行区域、准运车辆数量,与公司和运管部门之间的紧密程度直接相关。

    为了尽可能多地垄断线路,黎强开始“走偏门”。起诉书称,2000年9月30日,渝强公司在未取得正式营运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通鱼洞至沙坪坝线路(鱼沙线),投入20辆客车进行营运。为了拦堵正常行车的公交公司客车,黎强涉黑团伙将公交公司327、310等线路的数辆过客车强行拦下,并将车轮胎的气放了,造成过往车辆被堵两个多小时,并群殴310路驾驶员陈国庆,使其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而这种堵车、打架解决纠纷的方式,一直贯穿渝强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总结黎强争夺市场的手法是:先投入车辆进行非法营运,然后采取拦车、堵路、打架斗殴、上访等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客运公司。

    在辩解这些问题时,黎强表示,在重庆,谁率先投入车辆运营,谁就更容易获得线路牌照,这是所谓“市场规律”。这些辩解折射出重庆客运市场的某些真实现状。重庆市政府2006年颁布的《关于改革主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客运营运与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就有提到,公交领域存在市场失序、治理不力、不平等保护等现象。

    收编头文字“7”

    2006年10月1日,重庆一辆载有50名乘客的711路民营大客车,因车速过快坠下20米的引桥,造成30人死亡。

    此事件成为重庆公交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一个月后,重庆市出台《主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客运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及《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规范》,这次改革也被称为“双改”。“双改”要求全市所有公交企业在200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交化、公司化改造,规模必须达到有100辆以上自有营运车辆,对新增和收回的线路实行公交客运线路特许经营权,不分所有制,国有与民营企业平等竞争。

    按标准,当时的27家“社会客运”企业缩减至4家,加上7家隶属于重庆公交集团的国有公司,全市只保留了11家公交企业,所有民营公交企业享受与国有公交同等的财政补贴。进入公交市场的民营车辆被编为“7”字系列。

    因为规模不足,渝强公司27辆公交车挂靠在了南岸区第六运输公司旗下。在挂靠还没到期的情况下,渝强公司将27台车的经营权纳入自己公司名下,车主则一度在公司闹腾了六七天。最后,黎强授意下属找社会上的人将多名车主打伤、驱散。

    自从“7”字系列公车正式上路后,与重庆公交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双方因路线和停车屡发冲突。作为“反击”,与“7”字头同线的国营公交车数量激增。举例来说,重庆市工商联在调研中发现,从渝中区较场口到解放碑一线,国有公交原投入运力26辆,7字头民营公交增投3辆后,国有公交立即增投至60辆。这些矛盾导致双方冲突不断,械斗、砸车时有发生。

    “7”字头公交本身的服务质量也广受诟病。“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一是开飞车,你争我抢,把人全装走;第二个,赖在站上不走,一直把后面的车给压着,差不多的时候才走;再一个,驾驶员、售票员的素质有所欠缺,服务质量很差。”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重庆最早从事公交客运的民企老板,黎强本人的身价早已逾亿元。财富急剧膨胀,黎强头顶的“红帽子”也越来越多: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主席??

    2004年,黎强获得重庆市“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还当选过“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在积极为自己增添政治光环的同时,黎强也积极寻找“保护伞”。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原所长肖庆隆、重庆市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原所长蒋洪、重庆市信访办来访二处原处长姜春艳、重庆市地税局原稽查科长曾安东等,都曾为黎强的非法获利之路“保驾护航。”

    案发前,黎强拿到了100多条道路交通运输线路经营权,这其中包括一条公交线路(双碑至沙坪坝线),90多条班车线路,遍及全重庆,足已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命门。

    败于罢运?

    10月26日的庭审上,“罢运”两字是敏感的字眼。当辩护律师提起这个问题时,黎强的回答显得十分小心。

    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发生8000辆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当时出租车司机诉求称,出租车公司收取高昂的规费,导致司机受到严重盘剥。

    据起诉书称,2008年11月2日,黎强安排其妹夫何永红召集公司旗下四个出租车分公司开会,传达11月3日重庆出租车将会发生集体停运的信息,并要求对当日仍营运的出租车公司进行打砸。伍树峰、何永红被指是该事件的主要领导者,骨干来有刚和黎德明也曾参与以砸车方式阻止车主上街运营。

    对此,此前接受过警方取证的司机表示,罢运前晚10点左右,黎强专门召开了出租车车主和司机会议,为出租车罢运提供串联机会和场所。重庆市两名道路运输企业负责人则称,在罢运事件中,渝强公司曾派出租车分公司经理刘朝富等组织人员,以砸车的方式阻止车主上街营运,甚至还有出租车司机保留了当时渝强实业组织者的指挥短信。渝强实业员工也证实,在罢运刚刚结束后,公司就已经有人被拘留。此事被指成为黎强深陷打黑风暴的“导火线”。

    “这让政府在推行公交国有化政策时,感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强烈阻力,政令不能畅通。”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的主流看法是,沉疴难愈的重庆市出租车行业已形成了层层盘剥的链条,不堪重负的司机们充满怨气。不少司机现在仍坚持这种看法。“多的不说,打个车,5块钱,三公里才起跳,四个人打个车,比坐公交还便宜,哪个大城市有这样的情况?”常年跑南岸区线路的出租车司机王欢告诉记者。

    2009年4月,重庆市公交改革再出新政。其中明确规定,5月31日前交车的民营企业,可以按一辆公交车运营权置换一辆出租车运营权的方式,并按照每台公交车经营权给予1/3台出租车经营权的比例进行奖励。之后退出的,仍然可以“一换一”,但没有奖励。这一新政在业内被称为29号文件。

    文件还规定,截至2009年12月31日,如果民营企业没有选择“一换一”退出客运市场,那么该企业必须要达到500辆的规模,否则将注销企业特许经营资格,收回其公交线路经营权。

    至此,重庆民营公交退出了主城区公交市场。“29号文件是一个透明的政策,是民营企业同意后才执行的。”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说。

    这次黎强对外表示,“拥护政府的一切决定。”但另一种说法是: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要价达到1亿多元,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非常强硬,导致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自从2008年罢运事件之后,黎强就深陷于麻烦之中。

    2009年3月,重庆市税务稽查局通知渝强公司,要到公司查账。黎强当天决定将公司前几年的账目转移。第二天下午,黎强和公司财务人员将财务资料、档案资料、私人笔记本、各种档案等各种资料打包了二十几个纸箱,拉到公司一成员家中存放。据称,渝强实业的偷税比例高达70%~80%。

    几个月后,黎强成为打黑风暴中第一个倒下的大佬。

    “黎强披着市人大代表的红色外衣,幕后操纵信访,以行使信访权为名,谋非法敛财之实。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涉黑组织构成要件。”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的公诉人冉劲在庭审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黎强涉黑组织形式比较特殊,以合法的公司为依托,采取公司化的管理,形成了比较完整、稳定的组织关系。

    10月31日,黎强团伙涉黑案庭审结束。对于出租车罢运事件,公诉人却并未出示任何证据。“法院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认定,都建立在证据基础上。”10月29日,在重庆市举办的新闻通报会上,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钱峰告诉记者。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未对起诉书中提到的内容出示证据,即意味着放弃了对黎强组织策划“11·3”罢运的指控。法官们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公诉机关对黎强团伙两件重要指控不成立,团伙性质将如何认定?

    一直守在法庭外的不少重庆市民对黎强的落马反应不一。“这下可以坐放心安全车了。”市民黄海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另一些市民则有些担忧,“渝强公司糟了,那我们上下班会不会没车坐了?”家住鱼洞,每天到朝天门上班的会计张卫红说。

    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渝强公司已有政府派专人托管,而黎强所控制的100多条客运线路,也在正常运营。“此番打黑,对于规范重庆客运市场环境,整肃安全的社会秩序,都是大有好处的。”孙跃说。

    “6天的庭审是法制教育。”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黎强感叹。

    不过,这个感叹也许来得迟了点。不管他涉黑罪名是否成立,黎强亲手构筑的“客运帝国”,都已成为过去。   临江之乱

    当重庆打黑风暴深入周边区县,以外部眼光去审视潜行当地许久的乡村关系与社会规则,让有组织的黑社会界定显得并不那么轻松

    本刊记者/刘炎迅  (发自重庆万州、开县)

    朱丽被判了两年,这与另外的黑帮成员相比,是比较轻的,宣判的时候,她甚至回身和背后的女法警轻声耳语,带着微笑。

    但当她回过神来,两年牢狱又让她感到痛苦。在坐着囚车离开审判庭的时候,她偷偷塞出一封信,4页,正反都写满了字。

    信里说,“平安才是福。”

    朱丽是李义的老婆。那个外号“米老鼠”的年轻人,此刻正是人们眼中的黑帮大佬,被判了20年。

    她说:“我对李义的行为都不知情,李义做什么事情从来不跟我说。”“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不是黑社会。”

    这帮被宣判为黑社会的年轻人,在开县临江镇长大。那是距离重庆市区200多公里的小县城,他们讲究“义气”,习惯以暴制暴化解事端,他们并没有觉得这很过分,在这个江城,一切现行的社会规则,都由来已久,且平淡无奇。

    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县城,都迎来了无法回避的风暴。

    江城青年

    李义穿着01号黄色囚服和另外25个年轻的“黄马甲”,走进宣判厅,没有表情。这里面也包括他的妻子朱丽。

    旁听席第三排靠墙的几张位子,几名中年妇女都在流着眼泪,其中也有李义的大姐。

    李义今年36岁,在三姐弟中排行老幺,二哥死得早,大姐和这个幺弟的感情很深。

    在这个手机信号被屏蔽的法庭,坐着近300人,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有当地各部门机关的公务人员,也有少数拿到旁听证的村民。

    10月中旬以来,重庆打黑风暴进入首轮审判阶段,李义案是第四宗。有媒体说,这是区县打黑中涉黑人数最多的案子。

    当法官宣判完毕,领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1万元的李义在两名警员之间挣扎起来,大声叫着:“冤枉啊,我不是黑社会。”他猛跺着地,试图冲出去拿头撞墙,几名警员迅速围住他,押着带出了法庭。另外一名被判定为黑社会成员的李高清也在叫冤。朱丽没有叫,她只是歪过身子,朝旁听席看。

    李义的大姐和另外几名家属捂着嘴哭,不停朝李义他们摆手,“别闹,这样闹着没好处。”

    按照法官的宣判,李义的黑帮,有17名80后,其中更有4名90后成员。在过去的8年里,这些年轻人在开县临江镇,共实施故意伤害6次,致1人重伤,5人轻伤;非法持有枪支2支;故意毁坏他人财物3次,造成经济损失40000元;敲诈勒索非法获利55000元;寻衅滋事7次;实施放火1次;抢劫他人人民币1500余元;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司资金340余万元;偷税50余万元。

    重庆警方说,10月下旬以后,重庆打黑行动从主城区延展至区县掀起第二轮高潮,其中三峡库区的万州、开县等区县是重点战场。

    临江镇,人口多,经济实力强,是开县第二大镇。

    李义1973年出生在这里,少年时光,这个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的孩子,习惯了在村镇的野地里与伙伴玩耍,打架,他的大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二哥死得早,家里人都很疼爱这个仅存的男孩,慢慢长大的李义,脸庞显得比同龄的孩子大,微黑,眼睛小,眯着,配上高高的圆鼻头,被大家起了个外号——“米老鼠”。李家人也拿着做小名来唤。

    妻子朱丽的姐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农村里的孩子谁没有个小名,现在却成了黑社会的罪状了。这冤不冤?”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一句话是:“临江乱不乱,米老鼠说了算。”

    少年时的李义,成绩并不好,爱玩。1989年,正是16岁,这一年的岁尾,李义强奸了一名同镇的女孩,被判两年。在李家人看来,这是“小孩子不懂事,乱作的”。

    当李义在班房消磨日子的时候,日后被认定为与他一同执掌临江黑帮的李高清,正在为自己贫穷的家庭在山坡上放牛,而年纪稍长些的唐绍宏则跟着人家摆小摊,赶集市,赚些零花钱。

    临江镇不小不大,这个靠近长江、群山起伏的小城镇,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朝夕相处的人们之间,彼此都很熟络。

    李义的那档子事,在当地传的老少皆知,李、唐二人也都不例外,当时按照他们各自的亲友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说法,彼此交往不多,只是混个脸熟,知道个名号,谁也不曾预想,若干年后,他们的命运会纠结在一起,出现在同一个法庭里。

    农贸市场的拳头

    从监狱里出来,李义安稳了一阵子,直到2004年,他的发迹与一家农贸市场有关。

    法官的宣判词是这么说的:

    2003年,李忠勇欲单独收购开县市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因李义等人威胁未果。

    2004年以来,李义、唐绍宏、颜帮荣等人在经营开县市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期间,聘用社会闲散人员,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行向租赁经营户收取租金,为垄断临江镇的农贸市场,强迫相关经营户在该公司内经营。

    2005年,李义等人强迫该市场经营户高价购买门面,并强行低价收购其他股民持有的90股股份,之后又强行向已购买门市的业主收取占道费。通过上述手段,李义等人非法获利共计300余万元。

    但在这些黑帮大佬的家人看来,农贸市场只是各自生活上升之路的一笔正常投资,“怎么就和黑社会扯上关系呢?”

    一位在该农贸市场做生意的肉贩说,他的一个摊位一平方米左右,一年租金3500元。做起来压力大得很,以前“米老鼠”没管市场时,这摊位一年才800元。租金太高,他们也只能抬高肉价以减轻损失。

    宣判词中提到的颜帮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被批捕之前,他是临江镇地税所所长。公诉人指控,在颜的协助下,李义、唐绍宏等人得以顺利占据农贸市场。

    在李义接手之前,临江镇的这个农贸市场属于镇地税所的下属单位,集体所有,“很不像样,没有后来那样正经的屋子和大棚,基本就是个露天的集市,脏乱不堪。”

    2004年农贸市场改制,让地税所内部职工认购原始股,投资合伙经营。此时的李义已经离开牢狱多年,一直做些小买卖,积攒了些钱,他认定这是个机会,于是找关系拿下部分原始股,对于这个“拿下”的过程,检察机关认为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

    在公诉人唐国政看来,这种强迫的背后,正是基于一种势力的存在,“有组织在一起的拳头做后盾。”唐是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李义接手后的农贸市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建起了新的大棚和商铺的店面,“所以我们才会提高铺位的租金,原来是露天的,现在搞了正规的店面,租金怎么可能还不变呢,再说现在每年的物价都在涨,租金跟着涨也没错。”李义的大姐面对《中国新闻周刊》,有些抱怨和不解。李家人在李义接手农贸市场后,都很开心,“好歹做了老板,生活也好了,也有盼头了。偶尔打架冲突这有,但农村里这不是常有的事情吗?

    “我们认定它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就是控制特征。就是说他这个组织、团伙在一定的行业或区域形成了非法的控制或垄断,或对当地群众心理形成了相当的心理影响,这就是本质。”唐国政说。

    客运站的“黑色帮规”

    2008年之前,临江的客运市场很不像样,陈旧混乱,来往的客车随处乱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临江镇运管所决定寻找有能力的人来组建一个客运站,实行“客运车辆进站归点”。

    经营农贸市场虽然让李义等人毁誉参半,但镇上的很多人又不得不承认,李义这帮人有能力,至少农贸市场看上去比原来整齐多了。

    于是,与其说是李义抓住了机会,不如说是这个小地方需要这样的人。

    “不光是派出所,税务局、工商等简直成了他们的帮凶,这个镇上的人要么是他们的帮凶,要么拿他们没有办法,到了这个程度。”唐国政说。

    有一个细节是,李义被抓后,该客运站还从交管部门领取了十几万的补贴。而李义等人的家属也说,客运站是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可才开张的,那天很多公职人员参加了整饬一新的客运站的开业典礼。

    客运站开张,对于李义、唐绍宏、向辉等日后被认定为黑社会的年轻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赚钱机会,他们每人出了50多万,成为最初的股东之一。

    2008年3月5日,新客运站开业,镇政府发布了公告,要求所有客运车辆都得进站,终结一直以来的散乱状态。当天,很多“野”惯了的客运车不愿进站,出现了争执。

    李义出面最终让争执消解,公诉人指出,李义以进站接受“服务”为名收取“过路费”。

    在宣判中,客运站成了李义黑帮的主要依据。公诉机关指出,李义黑帮控制客运站,对这一部分车辆进行强行加价。其黑帮组织结构清楚,分工明确,管理严格,团伙成员在伙食团统一吃喝,“上班”期间不准打牌、喝酒,对违反者进行罚款。

    是正常的公司运作还是黑社会组织运作,代理律师周立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义等人的暴力行为存在,这个从个案来看没什么问题,但他们是独立犯罪,犯罪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有定义的,这个定义是限定性的,而不是扩大的。对黑社会的扩大化解释,不是一个好现象。

    而在公诉人唐国政看来,“黑帮有些规定可能从形式上看是为了让公司正常运作,但实际上是为了它犯罪活动服务。”

    作为李义案的主诉检察官,唐国政说,黑社会的四个基本特征是: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控制特征。“我们内部解释就是主要看它的控制特征,我们打黑主要就是选择控制。前三个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但控制特征很明显,就是说在一定地域、一定行业形成了一种非法控制、非法垄断或者对当地群众心理形成一种非法的强烈特征。”

    乡村之乱与黑帮之罪

    按照检方的指控,李义的“黑帮”,除了以农贸市场和客运站作为组织联系的依托,亲属血缘关系也是依托之一。

    比如李高明,是李志刚和李志超兄弟俩的父亲。父子三人,都被认定是李义黑帮的骨干成员,分别被判了7年、9年和17年。而李高明和另一名“黑帮大佬”唐绍宏也是亲戚。另外,李高明的兄弟李高清则与李义同为客运站4个原始股东之一。

    李志刚的姐夫陈庆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家父子等人,虽然确实有过聚众殴斗的行为,但并未和李义等人有太多的交往。

    李志刚今年刚满21岁,初中没毕业,做过饭馆服务员,后来又到中巴车上做售票员。他的女朋友廖丽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志刚是打过不少架,那大多是亲戚朋友之间帮忙,农村里这样的事情很多,谁被人欺负,有时候一个家族的人都出来干架,但现在被认定为李义、唐绍宏为首的黑帮骨干,被判了17年,实在冤枉。

    当重庆打黑风暴深入周边区县,以外部眼光去审视潜行当地许久的乡村关系与社会规则,让有组织的黑社会界定显得并不那么轻松。

    如果说通过家属关系在一起进行有组织地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家属关系就属于黑社会性质。包括同学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同学之间正常交往就没有问题,但是同学之间如果一起有组织地违法犯罪,那么就意味着你至少是一个犯罪同伙了。”李义案的主诉检察官唐国政说。

    重庆公检法系统也有相应措施,在官方的口径中,区县打黑将是“攻坚战”。按照“坚决果敢、严谨周密、准确指控”的十二字方针,重庆市检察机关将准确指控黑恶势力犯罪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该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采取从下级院抽调,从上级院选派的方式,一共投入资深公诉检察官200余人,约占全市公诉力量的40%。

    侦查工作的压力很大,有一些团伙成员至今都未能查实明确身份,检方在起诉时,不得不以“江湖外号”相称。这也引起公众质疑,“仓促办案能把复杂的家族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界定清楚吗?”

    唐国政嗓子都有些沙哑,他直言连续加班确实很累,“2002年打了一次(黑)、2006年又打了一次(黑),今年又打,好像以前没有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们检察机关一直强调不能被冲昏头脑,其中一些尤其是命案,一些主要的证据我们自己亲自去核实,就是为了慎重。”

    “公安可能会有好大喜功的问题,我们检察机关在介入公安的时候要强调配合,案子一定不要被冲昏了头脑,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能说现在是在风头上,好像大家都认了,等过几年又上诉翻案,这个我们是绝对要杜绝的。”     ★  

    (实习生林茵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莫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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