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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私车牌照拍卖新政引发争议
2008年2月13日10:17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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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要低调，采访以后再讲吧！”1月10日，摄影记者雍和给老朋友——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拍”)老总连拨3个电话都不接，发了短消息才回电，不料老朋友却端起架子。
新年伊始，上海的天空就被阴霾笼罩数日，阴霾散去，又飘起雨雪。阴冷天里，福州路108号的“国拍”底楼却热气腾腾，买车的人们忙着填表、公证、付款、领卡，为两天后参加私车牌照拍卖做准备。记者在现场听到人们热议：“这次该跌了吧？”
一时间，新年第一拍成了沪上的焦点话题，事缘政府为抑制拍价“通货膨胀”修改了拍卖规则，新规则新在提供多次出价机会，竞买人在开标前能及时了解投标数量和价格，并拥有两次修改价格的权利。新政能否立竿见影，人们议论纷纷。
跌吧！——这是政府、“国拍”和竞买人的共同心声，从来没有一次竞拍像这次一样让三方心往一处想，原因无他，2007年拍价一路“井喷”，12月最后一拍更是拍出了56042元的均价，创历史纪录，“上面”和“下面”都有意见，这也使得新年第一拍非同寻常。
怪不得“国拍”老总如履薄冰，价位是高是低，即使是他亦不敢打保票。
拍出一场风波
本次拍卖时间为1月12日，10点至11点为竞买人首次出价时段，11点至11点半为修改出价时段，首次出价时段竞买人必须出价，修改时段允许竞买人在系统提示的修改出价范围内修改出价最多两次。较之以往，拍卖时间从3个小时变为1个半小时，并取消现场拍卖投标，仅提供网络和电话两种竞拍通路。
已购新车，准备上牌后春节开车回安徽老家的新上海人马超志在必得，为了确保竞标万无一失，他上了双保险，自己和妻子张捷舒各购一份标书，准备一高一低投标。在电信行业当主管的马超每年处理春节期间通讯堵塞问题，他对通讯“雪崩效应”有“深刻的感性认识”，为此，他和妻子准备了1台固定电话、2部手机、2台电脑。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竞技场，虽不见刀光剑影，但竞拍开始后马超就意识到竞争会何等惨烈，“电脑连不上，电话打不通”，他和妻子一边不停地刷新电脑界面，一边不停地拨打投标电话，10点37分，马超的电脑终于连接上了，考虑到拥挤人多，马超不敢投出低标，而是投出了3.68万的高标。
张捷舒的电脑和电话却一直努力无效，错失了出标机会。在最后半小时的修改出价阶段，马超再次启动所有通讯工具，然而电脑又连不上了，电话则传来忙音，11点17分，“连上了！”马超激动得身体发抖。
网页上显示出投标信息，包括当前系统时间、当前投标人数、当前时间的最低可中标价及该出价，马超注意到当前所有人通过竞拍生成的最低中标价为7900元，根据竞拍规则，修改出价数只能根据这个数额上下浮动300元，马超于是把出价改为8200元，用力按下发送键，岂料电脑界面跳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他“服务器超时，请检查网络连接”，这意味着他的修改信息没有成功送出去。
再来一次！令马超郁闷的是，一次又一次失败，直至11点30分，他都没有成功将修改信息发送出去。很快，“国拍”群发的短信驾临：“本月私车额度最低中标价8100元，最低中标价截止时间11时16分05秒1位。请在1月15~20日到共和新路3550号付款。”
为了接受采访，出差在北京的马超半途飞回上海，当面给记者展示了这条短消息，如果网络通畅，11点17分系统接受了他的出价修改信息，本次拍卖最低中标价应该是8200元！马超还向记者展示了两份“客车额度投标拍卖卡”，他和妻子的，并掏出红红的结婚证来作证，“我对自己说的一切负责”。
由于修改不成功，马超以3.68万中标，较之去年12月的56042元的均价，他已经节省了近2万元，然而较之本次23370元的均价，他却又多付了1万多元，“当天拍出来，心里郁闷啊”，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他找出“国拍”提供的拍价数据，结果发现“2002年以来有20万人以上拍价高于3.68万”，略感欣慰。
事实上，由于系统问题始终无法修改价格，最终只能以高价“吃进”的竞拍人为数众多，据统计，成功参与投拍的20539人中只有1/6使用了修改权。从当天上午10时开始，上海《新民晚报》旗下的新民网便不断接到网友报料，指称上海交通局、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电话两种竞拍通路“相当拥堵、几近瘫痪”。
有资深专家对新民网分析说，网络和电话两种竞拍通路60分钟内只有20539人成功参与投拍，意味着平均每分钟只有342人的“吞吐量”，处理量之低令这位专家“不可思议”，并怀疑有“暗箱操作”。新民网还透露说，本次网络竞拍服务器的托管方是上海目前最好的机房——武胜路长信机房。
面对质疑，主办方回应说，主要原因是大量非投标者占据网络通道在线观望，造成网络并发连接过于集中。或许，“观望说”是部分事实，40岁的私营企业主刘红曾让5名员工同时上线和打电话帮她投标。呼朋唤友帮忙或者齐家上阵是这次竞拍的一个奇特现象，导致马超所言的“雪崩效应”：“前面一个人电话打不通，便叫身边的人帮忙，大家都如此，便像滚雪球一样，路线更拥挤更堵塞。”
刘红的中标价是4.5万，原因也是修改出价阶段通讯失败。“在我这，标王是5.3万。”上海律师姚建国说，已经有400多名因修改出价不成功被高价位“吃进”的竞拍者致电给他，其中近100人递交了委托书，请他帮忙诉讼，“希望以平均中标价23370元作为参照，争取到一个合理的车牌价格”。
除了委托姚建国代理诉讼，那些未能行使修改权(“国拍”未兑现两次修改承诺)致使中标价高出均价的竞拍者，有的给市长韩正写信投诉，有的到“国拍”讨公道，更有甚者，在网上号召大家去福州路“散步”。对此，43岁的姚建国感慨道：新政的初衷是好的，但谁也没料到会“拍出一场风波”。
拍卖，还是博彩？
这是刘红买的第三辆车，上的第三块上海牌照。
2003年，刘红买第一辆车，4.8万元拍下车牌；2006年，刘红买第二辆车，3.99万拍下车牌；这一次，4.5万元的中标价，是刘红的心理价位，但女商人却不认这个拍卖结果了。“我打不进电话，没有得到修改权利，没有办法出牌，我怎么服输？”刘红说，能打进电话能登上系统成功修改出价“就是一个中奖券的过程”，她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博彩!
目前，记者还无法证实电话不通、网络不畅是“纯技术问题”还是“暗箱操作”，总之竞拍过程出现了一个最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想到的“约束条件”：系统发生拥堵，将众多的竞拍者排除在外，并使众多成功参与竞拍者无法修改出价，结果竞拍平均中标价只有23370元，比上一次拍卖均价暴跌3万多元，上海媒体一片叫好，“私牌新政立竿见影”，“屡创新高的中标价终于得到理性回归”。
果真理性回归了吗？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的王先生以8300元的低价位中标。在同事小杨的帮助下，两个人“电话一直不停地拨，网络一直刷新”，结果，在最后一分钟，小杨凭借“双核电脑”登陆网站，闪电出价，“在最低中标价上面加了200元，结果一举拿下”。更令人惊讶的是，挂江苏牌照开了两年车的王先生在首次出价仅出“100元”，说是“试探”。
数据显示，最初投标有1000人投出了100元，刘红称这些人为“投机者”。据《上海商报》报道，本来考虑上温州牌照巧遇新政出台“就来试一试”的张先生，以8200元中标后兴奋地对记者说：“上月牌照还在5万元多，这月8200就买了张上海牌照，与上苏州牌照价格差不多了，等于今天中大奖了。”
不断看到这类报道，刘红心里更加不平衡。这些本来拥有外地牌照或原想上外地牌照的人，带着投机心理参加竞拍，“试一试”，不中就拉倒，这使得他们敢于在首次出价时投出低价位。然而刘红不行，她先买车后上牌，况且这是春节前唯一的拍牌机会，为了“一举拿下”，她首次出价自然要填一个高价位。
岂料，这次拍卖结果拍价离散度很高，刘红竟然因为无法修改出价，以高出均价2万多的价位被“吃进”，眼睁睁地与近5年来最便宜的车牌擦肩而过，而投机者却弹冠相庆，“让我很郁闷”。刘红说，尽管第一次拍牌时自己的摘牌价是4.8万，但因为所有中标者中标价都在均价上下，“渠道很畅通，而且大家差不多”，心里自然不会不平衡。
《上海商报》报道说，这次私车额度拍卖有一个现象，就是“可有可无、轻松上路”者都以低价拍到了车牌，而那些以高价拍到者却是迫切需要车牌的。说得再直白一点，实行拍卖新规则导致了“杀富济贫”的结果，这恐怕不是新政推行者的价值取向。
“本次私车额度拍卖允许投标人第二次修改价格，是政府便民、利民的一大改革举措，但因为拍卖公司的过错，其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不仅使广大的投标人蒙受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姚建国在致上海交通局和“国拍”的律师函中写道，“从法律上讲，因网络状况等导致未享受二次修改出价机会，这次私车额度拍卖是无效的。”
“这一次有赌博的心态，很不公平，是制度造就更多人来投机。”刘红说，既然竞拍者交了2000元(其中100元是手续费，1900元是保证金)买标书参加拍卖，这是一种市场行为，新规中的“两次修改机会”是竞拍者应有的权利，“国拍”有义务兑现这个契约，确保网络和电话两条通道的通畅是最基本的义务，以保证每一个竞拍者得到公平的出价权利。
然而，出现问题后，面对刘红们的权利诉求，“国拍”委托律师公开拒绝了。
这种态度，刘红不能接受，虽然对赔偿不抱任何希望，但她与其他近百名竞拍者坚定了通过诉讼来维护权利的决心，目的是让政府作出一个姿态，让人们在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环境下生活。关于诉讼的意义，姚建国如此阐述：“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败诉，但诉讼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姚建国在律师函的最后建议：鉴于私车额度拍卖在合法性上存在很大疑问，且控制交通总量的效果难以显现，难以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与支持。建议贵局以法治政府的负责态度，审慎地对待私车额度拍卖问题，或可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尽快召开听证会，寻求更有效率、更为公平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这是一起挑战私车额度拍卖制度存废问题的诉讼，法院立案与否，是一块检验法治程度的试金石。几经更迭，存废两难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存废之争何以愈演愈烈？
镜头回到1994年。那年，历时5年修建的上海地铁1号线全线开通，全长48公里的内环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高架、地铁等重大交通工程一个个竣工，让饱受了1980年代交通拥堵不堪的上海人尝到了通畅的甜头，1990年代中期，可用8个字来概括上海的交通状况——趋向通畅，有所超前。
那年是中国开放私人拥有私家车的第九个年头，1986年11月，上海第一辆“Z”字私人自备车牌照代码0001号诞生，被视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时人评说“这标志着私家车正式开创了新局面”。此门一开，小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已是历史大势，城市交通势必面临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于是，一个“对机动车进行总量控制”的制度应运而生，1994年新增客车额度拍卖首度实行，上海人俗称“牌照拍卖”——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方式对私车牌照进行“市场化配置”。那时能买得起私车的人少之又少，1600多万人的大城市，每月拍卖数量不过几百辆，从1994年到1999年，总共拍卖私车额度才1.1万辆。
就在人们还买不起车的年代，这个制度被“地方保护主义”绑架了。1998年初，上海推出针对上汽出品的桑塔纳轿车的私牌拍卖，该牌照2万元起拍，只适用于沪产桑车(1998年底上海通用投产后也适用于别克)，两年以后若车主淘汰桑车更换新车则该牌照不再受任何限制(这为日后黄牛大抄牌照价格大开方便之门)。而如果要购买非沪产车(包括国产车和进口车)则仍须10万起价竞拍。
显然，这是一个激励上海汽车产业发展的谋略，人们买沪产车比买其他车在牌照竞拍起点上，一下子省去8万元，如此做法，引起了其他地区和厂商的强烈不满。由于鄂产富康车吃亏，湖北省迅速制定了针对桑塔纳的报复措施，规定湖北省单位或个人买桑车须交纳7万元的“解困基金”。湖北方面表示，为了显示对上海的“诚意”，比上海少收1万。这场贸易战惊动全国。
时至入世前夜，上海市场都要向外国人开放了，对内封闭市场与大环境大相径庭，因此，2000年1月，上海自拆壁垒，“牌照拍卖”实行无底价拍卖，开放上海市场，适用于所有国产车，每月拍卖一次，当月最低中标价8800元，成为让利于民的“惠民政策”。不过，进口车仍不能享受“国民待遇”，进口车牌照另行拍卖，拍价在5万元上下。
可就在这一年，“牌照拍卖”制度再次背离“总量控制”的初衷，被执政者拿去刺激房地产业。是年，为拉动房地产销售，“车房组合销售”措施出台，购买内环线以外3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一套，购私车牌照仅需5000元；如购买的是浦东指定楼盘中的商品房一套，同时所购轿车是沪产桑塔纳或别克，私车牌照免费赠送。地方保护主义余波荡漾，“牌照拍卖”制度形同虚设。
在促进上海汽车和房地产两大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在推动上海GDP高速增长中，“牌照拍卖”制度功不可没，但一个公共政策沦为“逐利工具”，而不是保障公平公正的“守义工具”，执政者的价值取向令人错愕。好在“车房组合销售”很短命，当年10月就被叫停。
不过，2000年还有一段插曲，即所谓“公务车改革”，上海大众、上汽集团、宝钢等大单位的员工购买沪产车免费发放牌照。如此“改革”，激起了外地厂商的不满，无奈于翌年3月20日取消。不过，上汽、宝钢、机场等单位内部免费牌照仍继续发放了一段时间。
入世两年后，2003年3月，“牌照拍卖”制度再次被迫变革，上海宣布将国产车和进口车上牌额度合并拍卖，进口车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在内外审视的大环境下，“牌照拍卖”制度不再被挪用，拍卖于是成为人们获得私车牌照的唯一途径。这时，上海的执政者再次高调鼓吹此一制度“总量控制”功用。
然而随后，却发生了一次高端争论。2004年，面对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的公开质疑(违反新颁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海方面高调回应，抵制批评，被舆论认为这是地方与中央的较劲。尘埃落定，海归律师杨小欣撰写长文，从法律上否定了“牌照拍卖”制度的合法性。
尽管拿着“总量控制”做挡箭牌，在存废之争和合法性之争中姿态强硬，但上海政府面临的质疑和承受的压力一直在累积。
跑赢GDP，跑到尽头
2008年的拍卖新政是“现实的一种逼迫”。
这个现实，既不是存废之争，也不是合法性之争，而是“虚高的车牌拍卖价格”，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拍卖价格迭创新高势如破竹，成为拍卖新政最直接的推动力。
2000年开放式拍卖后，拍价基本上呈现锯齿状上升趋势，特别是2003年3月国产车和进口车上牌额度合并拍卖后，年度均价从2003年的35338元涨到2007年的47815元，年均增幅约为7.9%。尤其是2007年，拍价一路“井喷”，5月，均价4.5万，11月，均价5.4万，12月，均价5.6万，被人们笑称“连拉了几个涨停板”。也就是说，去年最甚，一年间居然涨了24.7%，不仅跑赢CPI，而且跑赢了GDP，尾追31.4%的税收增长幅度。
从“国拍”公开的数据显示，从2002年1月至2007年12月，一共拍出382096个牌照，收入137亿多元，平均每年进账20多亿元。“到底是要钱还是控制机动车总量平衡？”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调研部部长庄子群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庄子群给上海两会上了提案。此外，还有不少上海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来“关心”这笔巨款。
庄子群说，去年上海市交通局为了答复其提案，派人与他沟通，答复说，政府要的是“控制总量”而不是钱。北京因为控制牌照量力度不够，首都变成了“首堵”，上海力图避免发生北京那样的悲剧。既如此，庄子群建议，改进拍卖方式，压低拍卖价格，让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公平竞拍牌照。
一张在其他城市花几百元手续费就可以拿到的车牌，到了上海就身价倍增，曾被喻为“最贵的铁皮”。“价高者得”的“牌照拍卖”制度演变成为富人们的乐园，只能买得起经济型轿车的普通市民要么“望牌兴叹”，打消购车念头，要么被迫挂江浙牌照。据估算，2007年，上海新增乘用车中约有20%挂的是外地牌照。
于是，又有一种质疑声出来了，人们认为“牌照拍卖”制度拍的是公民的购车权利——每个人都有买车开车上路的权利。事实上，这个制度设计的目标正是限制人们购者的权利。拍卖变相增加了汽车的购置成本,延缓了汽车进入家庭的时间。
这下又制造新麻烦了，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汽集团及其合资企业,曾多次侧面向上海市政府表达过对牌照价格过高的不满，“高额的牌照费,已严重影响了上海汽车工业在本地的销售”。报道说，超过30%的上海大众车不上上海牌照。
整顿势在必行。如同政府整顿房价把矛头指向开发商一样，拍卖新政把矛头指向汽车经销商，理由是经销商通过发布“经销商指导价”，形成一种价格合谋，炒高了拍卖价格。但刘红告诉记者，她的前两辆车子都是委托经销商代理拍牌，但是“拍卖所得一律交给政府，他们拿不到钱，为何扮演抬高价格的角色？”不过，经上海物价部门专项调查，8家汽车经销商因为散布投标价格信息、哄抬价格被警告，其中3家被罚款。
此外，因为上海车牌额度是供不应求，且现有车牌额度管理规则存在额度转让的可行性，“黄牛”炒作(汽车经销商亦被归入“黄牛”)成了“拍价虚高”的一只推手。1月12日，新年第一拍后，就有拍到便宜车牌的人在网上叫卖，转让价格在4万以上。马超说，他的一个同事2.5万元拍到，表示2.9万元可以转让给他。“规则允许是最重要的！”马超说。
质疑拍卖新政之余，这位理科出身的电信行业主管，分析数据，为记者分析“拍价虚高”的根源。从2003年到2007年，全国汽车产销量从439万辆增加到870万辆，约增加一倍，其中2007年增加24.3%。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和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增速不会低于全国平均速度。但是，同期额度指标从53068个增加到77500个，增加幅度为46%，其中2007年增加19.2%。额度指标增长幅度低于同期车辆销售速度。
“粥少僧多，需求旺盛，即便不考虑物价上升因素，正常的商品也是会涨价的，不涨价，那还是市场经济吗？”马超说，拍卖制度是“价高者得”的游戏规则，必然将价格推至应有市场均衡价格。2007年股市经历了久违的“大牛市”，带动了汽车消费需求的旺盛，2007年牌照拍价“井喷”。
拍卖新政要压价，也让新年第一拍价格应声落地，背后其实是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博弈，很难说是拍价的“理性回归”。已经有分析指出，只改变拍卖方式，而外部环境没有转变，同时拍卖的基本的格局没有变化：拍卖的标的——车牌没有变，竞买的对象——购车一族也没有变，“其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具体而言，拍价可能会上演“先抑后扬”的路线图。
不过，据知情人透露，压低牌照拍价是为了逐步取消车牌拍卖这个“过渡办法”，稳步向收取城市拥挤费这个新治理城市拥堵模式过渡，舆论已经解读这是为水到渠成取消车牌拍卖铺路。上海市有关领导也提出了“放开购车，限制使用”的新管理理念。
(文中受访拍牌者皆为化名)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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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莫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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